本文摘自：《大明王朝是被谁干掉的》，作者：杜车别，出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算起，在中国，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西汉初期政府皇室尚不分，政府相当于皇帝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皇室在政治领域全面退缩，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外交的唯一合法机构。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皇帝对经济财政的控制权也完全丧失，较之宋代皇帝可以把大量财政收入纳入内帑私库，这是更进一步的衰落。
宋朝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管控权力。到了明朝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为孤家寡人。
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措施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也受到文官集团的阻挠、干涉。
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反弹。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西厂、内行厂等，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为期甚短，所以不做专述）。
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查、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是皇权极度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结果。也可以说，这是皇权被打压到极低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
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之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表面上这些机构的设立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背后有其必然性。如果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力不从心，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增加力量，那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像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借此维系皇帝个人统治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省力。
但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的数量和势力都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代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的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发挥作用也有其前提条件。首先，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和权威性。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力量很有限，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相比的。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其次，锦衣卫和东厂虽不受政府管辖，但本身却是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不可小看，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沉痛的代价。故此，明朝皇帝并不可以随心所欲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属于建国初期，后来的明朝皇帝出于自己意志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因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先看只做了十个月皇帝的明仁宗的例子。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因为仁宗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他不知根据哪来的小道消息，硬说仁宗在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就可看出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像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皇帝个人隐私为能事。不要说是皇帝，正常的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都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奏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耐心地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诫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大做文章。可是李时勉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李不但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如长舌妇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侮辱。仁宗的脾气再好也忍无可忍，当即让锦衣卫把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关进诏狱中。
从整个事件过程看，李时勉可谓咎由自取。明仁宗被他气得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这么一气，造成猝死。
古人医学知识不足，还认为明仁宗一直健康，死得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突然死亡，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不过李时勉倒当真凭借这种阴暗的小人行径，捞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得不像样子了。
再看明景帝的例子。景帝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了。父亲死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该安慰一下，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
这是人话吗？不要说皇帝，就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说这种没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拼命不可。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惊人的忍耐力，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知收敛，还得寸进尺，说话变本加厉。一个叫章纶的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
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仁厚也明白，如果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下令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就偏不让文官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整件事情而言，客观地说，又是文官集团欺人太甚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不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就安慰一下，等个两三年，悲伤情绪平复了，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的例子。正德十四年，他希望能够再次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他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文官集团像群狼一样围攻而上，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已述及，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领导。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名文官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之围殴。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恼怒，纷纷联名上疏逼迫嘉靖皇帝把张璁、桂萼两人给杀了：
吏科都给事中李学曾等二十九人，河南道监察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并疏言：“萼等皆曲学偏见，紊乱典章，在圣世所必诛！岂得以一言之合骤迁美秩？矧以传奉而及学士，其为圣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极论席书及萼等罪状，请正典刑。
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皇帝的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中下层官员联名上书还不够，主管司法的刑部尚书也出来站台。
桂萼、张璁两人有什么罪要刑部尚书都站出来呢？无非在大礼议上站在了嘉靖这一边，表达了和其他文官不同的观点而已。嘉靖让张璁、桂萼和这些文官辩论。张、桂二人依据儒家伦理把那些官员驳斥得体无完肤，嘉靖顺理成章地去掉了自己生身父母封号里的本生二字。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狂怒了，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两百多名示威者声称，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
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但文官们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
嘉靖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震天。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破罐破摔，干脆下令锦衣卫把在场五品以下官员一律抓入诏狱，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来对付文官们了。事实上他确实好几次提出辞职要求，可内阁成员又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打击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招致许多怨恨不满，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时爆发出来。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只能用廷杖镇压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事件的简述。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那些他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是非曲直如何，被廷杖的文官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没人去考察他们这么做的背后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这样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荣耀，终身被称颂倾慕。这样的风气下，皇帝不仅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且一旦使用廷杖，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万历最终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
其次，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的人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明令惩处的却是五品以下。至于内阁级别官员，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处置的更是没有先例。
第三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利害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要被文官集团横加干涉，皇帝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张居正改革而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的干涉，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